金信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需要“结构性变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在经历了强劲的第一季度后，中国经济今年将增长5%，这一数字比此前预测的4.6%上调了0.4个百分点。但IMF同时也警告说，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产力扩张放缓，到202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3%。

5月2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至5%，但同时该组织也警告称，产业政策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并可能损害贸易。

这一背景，和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结构性问题正相符。

受到房地产市场长期债务危机的重创，同时消费支出疲软和通缩风险持续，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拖累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但好消息也并非没有，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表现好于预期，达到5.3%，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也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预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IMF表示，今年一季度强劲的GDP数据和提振经济的措施生效，使其今年经济增长预测能够上调至5%。

5%的增长预测和我国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不谋而合。

但高质量增长之下，风险也客观存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先对我国提振房地产市场的措施表示欢迎，并指“正在进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应该继续下去，这对于引导房地产行业走向更可持续的道路是必要的”。

该组织还补充说，更全面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将会促进一个效率高、成本更低的转型，同时防范下行风险。

但IMF也警告称，我国对战略产业的大力支持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和遭到贸易伙伴们的反对。IMF的最新报告说，如果中国减少对战略产业的大力支持，并取消贸易和投资限制，将会大大提高国内生产力和缓解碎片化的压力。

产业政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面对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其中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指责我们产能过剩，需要抑制，还称过度的补贴可能会导致廉价商品充斥全球市场。

最近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还“誓言”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以对抗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工业产能过剩。

这一点，应当是我国所面临的最大外部形势危机。

但外部的形势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部引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中期来看，“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放缓，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3%。”

她还指出我国财政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对地方债务而言，并补充说，“这需要在中期内持续进行财政整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番言论，基本上说到了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根本症结上。

对外来看，我国的产业补贴措施的确引发了欧美的集体“不满”，甚至耶伦在G7财长会议上还呼吁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在贸易关税壁垒上对我们形成“围追堵截”。

但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对工业进行产业补贴？是因为我们愿意依赖欧美市场吗？

当然不是，最简单的答案还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又是因为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足导致的，这一系列的外部环境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内部的经济结构迫使我们做出“以工业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

外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内部的问题延伸而来的。

刺激工业增长的好处有两点，第一就是GDP的增长，这是数据上的，是肉眼可见的，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工业的大力补贴从工业贷款额的高速增长可见一斑。

工业增长不仅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以抵消房地产下行带来的负面效果；更重要的是，对工业补贴还能够降低商品价格，从而在出口上形成绝对优势，有助于“中国制造”席卷全球。

刺激工业增长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就业。

就业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往小了说，这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基本收入来源；往大了说，就业还关乎到一个社会的稳定性。

过去新冠病毒三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已经不用多说；到了最近几年，就业形势依然不好，背后原因是房价下跌引发了消费信心持续下滑，甚至于三年疫情导致的消费降级已成习惯。

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不管是网约车也好还是外卖大军也好，这两个灵活就业群体基本上早已经饱和了，各地都不止一次发出过预警，警示网约车司机饱和，超出市场实际需求。

这个时候，就业就显得更难了，而刺激工业增长，是解决就业，尤其是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

当基建和房地产都不那么管用的时候，大力补贴工业可以同时满足我们两个需求。

但对工业的大力补贴，显然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

内部需求不足，产能源源不断地扩大，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商品应该卖给谁的问题，内部消化不了，就需要通过出口销往全球。

但随着欧美的统一战线，未来这个路径恐怕会愈发困难，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到的“资源错配”。

投入如此巨大的资源，最终导致商品卖不出去，资源错配的本质就是效率的耗散。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的药方，我们需要进行“结构性变革”，以应对不利因素，并解决潜在的不平衡问题。

该组织的原话是“重要优先事项包括通过加强社会保障网实现经济向消费倾斜的再平衡，以及开放服务业，以提高增长潜力并创造就业机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结果称，如果实施好的变革，我国的GDP未来这段15年期间有可能增长18%。但这一前提条件是继续推进经济变革，提高生产率，同时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并营造一个市场导向，基于法治的良好商业环境。

结构性变革，决定着未来我国经济的根本走向。

今年7月或许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7月举行的三中全会将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变革等问题。

在4月的高层会议上，也指出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结构性变革，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不仅仅需要聚焦房地产领域、还要解决地方债务税收、贫富差距分化以及社会整体消费信心不足等等。

如果不涉及到深水区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仅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的问题看起来是房价太高导致的，但背后又涉及到地方的收入，分税制的权衡利弊等等。

更进一步，房地产还承载着货币“蓄水池”的作用，过去几十年的高杠杆时代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抬高了债务。

M2的不断增长之下，大量的货币并没有传导到中低收入群体，在货币不断向下传导的过程中，一层层被稀释，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分化。

市面上的货币总量太多，就会造成通胀；而房地产不仅仅解决了地方的收入问题，还解决了货币太多导致的货币贬值问题。

今天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财富分化扩大，生产过剩风险和通缩风险并存，同样的，高债务带来的高速增长结束之际，还意味着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急需解决。

这一系列问题，又共同导致了今天外部经贸上的摩擦，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几乎是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最难时刻。

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刺激措施，起到的效果都是有限的，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病症还需从病根上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考虑到未来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和整个世界保守主义的抬头，全球格局早已经不是四十多年前的样子。

在阵营对抗和价值观分化的今天，国内的经济结构问题，最终可能只有我们自己去解决；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耶伦所说，我们的问题还是在于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在顶层设计的一开始，我们的方向或许就错了。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消费是过去我们一直未曾那么重视的问题，到今天开始重视起来的时候，收入结构的固化又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地步，这也让收入再分配变得无比困难。

除此之外，由于我们对消费的“忽视”，这也导致第三产业的就业群体并不高，在美国，第三产业带动的新增就业岗位通常都能够达到80%，这个占比是非常之高的。

但我们由于收入之间的差异性，第三产业产比并不高，这也导致就业形势这几年每况愈下，大家的普遍感受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都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增长的阻力。

阻力越大，增长就越难；我们过去的增长路径也就变得愈发不可靠，而最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根本之道，就在结构性变革之中。

变了，还有机会；不变，就只有僵化。

end.金信达